礼仪繁博，与天地而为量，纪国立君，人伦攸始。三代遗文，略在经诰，盖秦余所亡逸也。汉初叔孙通制汉礼，而班固之志不载。及至东京，太尉胡广撰旧仪，左中郎蔡邕造独断，应劭、蔡质咸缀识时事，而司马彪之书不取。魏氏籍汉末大乱，旧章殄灭，侍中王粲、尚书卫觊集创朝仪，而鱼豢、王沈、陈寿、孙盛并未详也。吴则太史令丁孚拾遗汉事，蜀则孟光、许慈草建众典。晋初司空荀觊因魏代前事，撰为晋礼，参考今古，更其节文，羊祜、任恺、庾峻、应贞并共删集，成百六十五篇。后挚虞、傅咸纉续此制，未及成功，中原覆没，今虞之决疑注，是遗事也。江左仆射刁协、太常荀崧，补缉旧文，光禄大夫蔡谟又踵修辑朝故。宋初因循改革，事系群儒，其前史所详，并不重述。永明二年，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定礼乐。于是诏尚书令王俭制定新礼，立治礼乐学士及职局，置旧学四人，新学六人，正书令史各一人，干一人，秘书省差能书弟子二人。因集前代，撰治五礼，吉、凶、宾、军、嘉也。文多不载。若郊庙庠序之仪，冠婚丧纪之节，事有变革，宜录时事者，备今志。其舆辂旗常，与往代同异者，更立别篇。
建元元年七月，有司奏：「郊殷之礼，未详郊在何年？复以何祖配郊？殷复在何时？未郊得先殷与不？明堂亦应与郊同年而祭不？若应祭者，复有配与无配不？祀者，堂殿职僚毁置云何？」八座丞郎通关博士议。曹郎中裴昭明、仪曹郎中孔逷议：「今年七月宜殷祠，来年正月宜南郊明堂，并祭而无配。」殿中郎司马宪议：「南郊无配，飨祠如旧；明堂无配，宜应废祀。其殷祠同用今年十月。」右仆射王俭议：
至于郊配之重，事由王迹，是故杜林议云「汉业特起，不因缘尧，宜以高帝配天」。魏高堂隆议以舜配天。蒋济云「汉时奏议，谓尧已禅舜，不得为汉祖，舜亦已禅禹，不得为魏之祖。今宜以武皇帝配天」。晋、宋因循，即为前式。
又案礼及孝经援神契并云「明堂有五室，天子每月于其室听朔布教，祭五帝之神，配以有功德之君」。大戴礼记曰「明堂者，所以明诸侯尊卑也」。许慎五经异义曰「布政之宫，故称明堂。明堂，盛貌也」。周官匠人职称明堂有五室。郑玄云「周人明堂五室，帝一室也」。初不闻有文王之寝。郑志赵商问云「说者谓天子庙制如明堂，是为明堂即文庙邪」？郑荅曰「明堂主祭上帝，以文王配耳，犹如郊天以后稷配也」。袁孝尼云「明堂法天之宫，本祭天帝，而以文王配，配其父于天位则可，牵天帝而就人鬼，则非义也」。太元十三年，孙耆之议，称「郊以祀天，故配之以后稷；明堂以祀帝，故配之以文王。由斯言之，郊为皇天之位，明堂即上帝之庙」。徐邈谓「配之为言，必有神主；郊为天坛，则堂非文庙」。史记云赵绾、王臧欲立明堂，于时亦未有郊配。汉又祀汾阴五畤，即是五帝之祭，亦未有郊配。
议者或谓南郊之日，已旅上帝，若又以无配而特祀明堂，则一日再祭，于义为黩。案古者郊本不共日。蔡邕独断曰「祠南郊，祀毕，次北郊，又次明堂、高庙、世祖庙，谓之五供」。马融云「郊天之祀，咸以夏正，五气用事，有休有王，各以其时，兆于方郊，四时合岁，功作相成，亦以此月总旅明堂」。是则南郊、明堂各日之证也。近代从省，故与郊同日，犹无烦黩之疑。何者？其为祭虽同，所以致祭则异。孔晁云，言五帝佐天化育，故有从祀之礼，旅上帝是也。至于四郊明堂，则是本祀之所，譬犹功臣从飨，岂复废其私庙。且明堂有配之时，南郊亦旅上帝，此则不疑于共日，今何故致嫌于同辰。又礼记「天子祭天地、四方、山川、五祀，岁遍」。尚书尧典「咸秩无文」。诗云「昭事上帝，聿怀多福」。据此诸义，则四方、山川，犹必享祀，五帝大神，义不可略。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，郊天地明堂，明帝太和元年正月，以武皇帝配天，文皇帝配上帝，然则黄初中南郊明堂，皆无配也。
又郊日及牲色，异议纷然。郊特牲云「郊之用辛，周之始郊也」。卢植云「辛之为言自新絜也」。郑玄云「用辛日者，为人当斋戒自新絜也」。汉魏以来，或丁或己，而用辛常多。考之典据，辛日为允。郊特牲又云，郊牲币宜以正色。缪袭据祭法，云天地骍犊，周家所尚，魏以建丑为正，牲宜尚白。白虎通云，三王祭天，一用夏正，所以然者，夏正得天之数也。魏用异朔，故牲色不同。今大齐受命，建寅创历，郊庙用牲，一依晋、宋。
有司又奏：「明堂寻礼无明文，唯以孝经为正。窃寻设祀之意，盖为文主有配则祭，无配则止。愚谓既配上帝，则以帝为主。今虽无配，不应阙祀。徐邈近代硕儒，每所折衷，其云『郊为天坛，则堂非文庙』，此实明据。内外百司立议已定，如更询访，终无异说。傍儒依史，竭其管见。既圣旨惟疑，群下所未敢详，废置之宜，仰由天鉴。」诏「依旧」。
建元四年，世祖即位。其秋，有司奏：「寻前代嗣位，或仍前郊年，或别更始，晋、宋以来，未有画一。今年正月已郊，未审明年应南北二郊祀明堂与不？」依旧通关八座丞郎博士议。尚书令王俭议：「案秦为诸侯，杂祀诸畤，始皇并天下，未有定祠。汉高受命，因雍四畤而起北畤，始祠五帝，未定郊丘。文帝六年，新垣平议初起渭阳五帝庙。武帝初至雍郊见五畤，后常三岁一郊祠雍。元鼎四年，始立后土祠于汾阴，明年，立太一祠于甘泉，自是以后，二岁一郊，与雍更祠。成帝初即位，丞相匡衡于长安定南北郊。哀、平之际，又复甘泉、汾阴祠。平帝元始五年，王莽奏依匡衡议，还复长安南北郊。光武建武二年，定郊祀兆于洛阳。魏、晋因循，率由汉典，虽时或参差，而类多闲岁。至于嗣位之君，参差不一。宜有定制。检晋明帝太宁三年南郊，其年九月崩，成帝即位，明年改元即郊；简文咸安二年南郊，其年七月崩，孝武即位，明年改元亦郊；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，其年二月崩，孝武嗣位，明年改元亦郊。此则二代明例，差可依放。谓明年正月宜飨祀二郊，虔祭明堂，自兹厥后，依旧闲岁。」尚书领国子祭酒张绪等十七人并同俭议。诏「可」。
永明元年当南郊，而立春在郊后，世祖欲迁郊。尚书令王俭启：「案礼记郊特牲云『郊之祭也，迎长日之至也，大报天而主日也』。易说『三王之郊，一用夏正』。卢植云『夏正在冬至后，传曰启蛰而郊，此之谓也』。然则圜丘与郊各自行，不相害也。郑玄云『建寅之月，昼夜分而日长矣』。王肃曰『周以冬祭天于圜丘，以正月又祭天以祈谷』。祭法称『燔柴太坛』，则圜丘也。春秋传云『启蛰而郊』，则祈谷也。谨寻礼、传二文，各有其义，卢、王两说，有若合符。中朝省二丘以并二郊，即今之郊礼，义在报天，事兼祈谷，既不全以祈农，何必俟夫启蛰。史官唯见传义，未达礼旨。又寻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，其月十一日立春，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，其月八日立春，此复是近世明例，不以先郊后春为嫌。若或以元日合朔为碍者，则晋成帝咸康元年正月一日加元服，二日亲祠南郊，元服之重，百僚备列，虽在致斋，行之不疑。今斋内合朔，此即前准。若圣心过恭，宁在严絜，合朔之日，散官备防，非预斋之限者，于止车门外别立幔省，若日色有异，则列于省前，望实为允，谓无烦迁日。」从之。
兼博士刘蔓议：「汉元鼎五年，以辛巳行事，自后郊日，略无违异。元封元年四月癸卯，登封泰山，坐明堂。五年甲子，以高祖配。汉家郊祀，非尽天子之县，故祠祭之月，事有不同。后汉永平以来，明堂兆于国南，而郊以上丁，故供修三祀，得并在初月。虽郊有常日，明堂犹无定辰。何则？郊丁社甲，有说则从，经礼无文，难以意造，是以必算良辰，而不祭寅丑。且礼之奠祭，无同共者，唯汉以朝日合于报天尔。若依汉书五供，便应先祭北郊，然后明堂。则是地先天食，所未可也。」
兼太常丞蔡仲熊议：「郑志云『正月上辛，祀后稷于南郊，还于明堂，以文王配』。故宋氏创立明堂，郊还即祭，是用郑志之说也。盖为志者失，非玄意也。玄之言曰『未审周明堂以何月，于月令则以季秋』。案玄注月令季秋大飨帝云『大飨，遍祭五帝』。又云『大飨于明堂，以文武配』。其时秋也，去启蛰远矣。又周礼大司乐『凡大祭祀，宿县』。寻宿县之旨，以日出行事故也；若日暗而后行事，则无假预县。果日出行事，何得方俟郊还。东京礼仪志不记祭之时日，而志云『天郊夕牲之夜，夜漏未尽八刻进熟；明堂夕牲之夜，夜漏未尽七刻进熟』。寻明堂之在郊前一刻，而进献奏乐，方待郊还。魏高堂隆表「九日南郊，十日北郊，十一日明堂，十二日宗庙』。案隆此言，是审于时定制，是则周礼二汉及魏，皆不共日矣。礼以辛郊，书以丁祀，辛丁皆合，宜临时详择。」
太尉从事中郎顾宪之议：「春秋传以正月上辛郊祀，礼记亦云郊之用辛，尚书独云丁巳用牲于郊。先儒以为先甲三日辛，后甲三日丁，可以接事天神之日。后汉永平二年正月辛未，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。辛既是常郊之日，郊又在明堂之前，无容不郊而堂，则理应郊堂。」
尚书陆澄议：「遗文余事，存乎旧书，郊宗地近，势可共日。不共者，义在必异也。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，郊高皇帝以配天，二十二日丁亥，宗祀孝文于明堂配上帝。永平二年正月辛未，宗祀五帝于明堂，光武皇帝配。章帝元和二年，巡狩岱宗，柴祭，翌日，祠五帝于明堂。柴山祠地，尚不共日，郊堂宜异，于例益明。陈忠奏事云『延光三年正月十三日南郊，十四日北郊，十五日明堂，十六日宗庙，十七日世祖庙』。仲远五祀，绍统五供，与忠此奏，皆为相符。高堂隆表，二郊及明堂宗庙各一日，挚虞新礼议明堂南郊闲三兆，禋天飨帝共日之证也。又上帝非天，昔人言之已详。今明堂用日，宜依古在北郊后。汉唯南郊备大驾，自北郊以下，车驾十省其二，今祠明堂，不应大驾。」
尚书令王俭议：「前汉各日，后汉亦不共辰，魏、晋故事，不辨同异，宋立明堂，唯据自郊徂宫之义，未达祀天旅帝之旨。何者？郊坛旅天，甫自诘朝，还祀明堂，便在日昃，虽致祭有由，而烦黩斯甚，异日之议，于理为弘。春秋感精符云『王者父天母地』。则北郊之祀，应在明堂之先。汉、魏北郊，亦皆亲奉，晋泰宁有诏，未及遵遂。咸和八年，甫得营缮，太常顾和秉议亲奉。康皇之世，已经遵用。宋氏因循，未遑厘革。今宜亲祠北郊，明年正月上辛祠昊天，次辛𢊃后土，后辛祀明堂，御并亲奉。车服之仪，率遵汉制。南郊大驾，北郊明堂降为法驾。衮冕之服，诸祠咸用。」诏「可」。
建武二年，通直散骑常侍庾昙隆启：「伏见南郊坛员兆外内，永明中起瓦屋，形制宏壮。检案经史，无所准据。寻周礼，祭天于圜丘，取其因高之义，兆于南郊，就阳位也。故以高敞，贵在上昭天明，旁流气物。自秦、汉以来，虽郊祀参差，而坛域中闲，并无更立宫室。其意何也？政是质诚尊天，不自崇树，兼事通旷，必务开远。宋元嘉南郊，至时权作小陈帐以为退息，泰始薄加修广，永明初弥渐高丽，往年工匠遂启立瓦屋。前代帝皇，岂于上天之祀而昧营构，所不为者，深有情意。记称『扫地而祭，于其质也，器用陶匏，天地之性也』。故『至敬无文』，『以素为贵』。窃谓郊事宜拟休偃，不俟高大，以明谦恭肃敬之旨。庶或仰允太灵，俯惬群望。」诏「付外详」。
国子助教徐景嵩议：「伏寻三礼，天地两祀，南北二郊，但明祭取牺牲，器用陶匏，不载人君偃处之仪。今帐瓦之构虽殊，俱非千载成例，宜务因循。」太学博士贺玚议：「周礼『王旅上帝，张毡案，设皇邸』。国有故而祭，亦曰旅。毡案，以毡为床于幄中，不闻郊所置宫宇。」兼左丞王摛议，扫地而祭于郊，谓无筑室之议。并同昙隆。
骁骑将军虞炎议，以为「诚悫所施，止在一坛，汉之郊祀，飨帝甘泉，天子自竹宫望拜，息殿去坛场既远，郊奉礼毕，旋幸于此。瓦殿之与帷宫，谓无简格」。祠部郎李㧑议：「周礼『凡祭祀张其旅幕，张尸次』。尸则有幄。仲师云『尸次，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帐也』。凡祭之文，既不止于郊祀，立尸之言，理应关于宗庙。古则张幕，今也房省。宗庙旅幕，可变为栋宇；郊祀毡案，何为不转制檐甍？」昙隆议不行。
建武二年旱，有司议雩祭依明堂。祠部郎何佟之议曰：「周礼司巫云『若国大旱，则帅巫而舞雩』。郑玄云『雩，旱祭也。天子于上帝，诸侯以下于上公之神』。又女巫云『旱暵则舞雩』。郑玄云『使女巫舞旱祭，崇阴也』。郑众云『求雨以女巫』。礼记月令云『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原，乃大雩帝，用盛乐。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，以祈谷实』。郑玄云『阳气盛而恒旱。山川百原，能兴云致雨者也。众水所出为百原，必先祭其本。雩，吁嗟求雨之祭也。雩帝，谓为坛南郊之旁，祭五精之帝，配以先帝也。自鞉鞞至柷敔为盛乐，他雩用歌舞而已。百辟卿士，古者上公以下，谓勾龙、后稷之类也。春秋传曰龙见而雩，雩之正当以四月』。王肃云『大雩，求雨之祭也。传曰龙见而雩，谓四月也。若五月六月大旱，亦用雩，礼于五月著雩义也』。晋永和中，中丞启，雩制在国之南为坛，祈上帝百辟，舞童八列六十四人，歌云汉诗，皆以孟夏。得雨，报太牢。于时博士议，旧有坛，汉、魏各自讨寻。月令云『命有司祈祀山川百原，乃大雩』。又云『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』。则大雩所祭，唯应祭五精之帝而已。勾芒等五神，既是五帝之佐，依郑玄说，宜配食于庭也。郑玄云『雩坛在南郊坛之旁』，而不辨东西。寻地道尊右，雩坛方郊坛为轻，理应在左。宜于郊坛之东，营域之外筑坛。既祭五帝，谓坛宜员。寻雩坛高广，礼、传无明文，案觐礼设方明之祀，为坛高四尺，用珪璋等六玉，礼天地四方之神，王者率诸侯亲礼，为所以教尊尊也。雩祭五帝，粗可依放。谓今筑坛宜崇四尺，其广轮仍以四为度，径四丈，周员十二丈，而四阶也。设五帝之位，各依其方，如在明堂之仪。皇齐以世祖配五精于明堂，今亦宜配飨于雩坛矣。古者孟春郊祀祈嘉谷，孟夏雩禜祈甘雨，二祭虽殊，而所为者一。礼唯有冬至报天，初无得雨赛帝。今虽阙冬至之祭，而南郊兼祈报之礼，理不容别有赛荅之事也。礼祀帝于郊，则所尚省费，周祭灵威仰若后稷，各用一牲，今祀五帝、世祖，亦宜各用一犊，斯外悉如南郊之礼也。武皇遏密未终，自可不奏盛乐。至于旱祭舞雩，盖是吁嗟之义，既非存懽乐，谓此不涉嫌。其余祝史称辞，仰祈灵泽而已。礼舞雩乃使无阙，今之女巫，并不习歌舞，方就教试，恐不应速。依晋朝之议，使童子，或时取舍之宜也。司马彪礼仪志云雩祀著皂衣，盖是崇阴之义。今祭服皆缁，差无所革。其所歌之诗，及诸供须，辄勒主者申摄备办。」从之。
隆昌元年，有司奏，参议明堂，咸以世祖配。国子助教谢昙济议：「案祭法禘郊祖宗，并列严祀。郑玄注义，亦据兼飨。宜祖宗两配，文、武双祀。」助教徐景嵩、光禄大夫王逡之谓宜以世宗文皇帝配。祠部郎何佟之议：「周之文、武，尚推后稷以配天，谓文皇宜推世祖以配帝。虽事施于尊祖，亦义章于严父焉。」左仆射王晏议，以为「若用郑玄祖宗通称，则生有功德，没垂尊称，历代配帝，何止于二邪？今殷荐上帝，允属世祖，百代不毁，其文庙乎！」诏「可」。
至永元二年，佟之又建议曰：「案祭法『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，祖颛顼而宗尧』。『周人禘喾而郊稷，祖文王而宗武王』。郑玄云『禘郊祖宗，谓祭祀以配食也。此禘谓祀昊天于圜丘也。祭上帝于南郊曰郊，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』。『郊祭一帝，而明堂祭五帝，小德配寡，大德配众』。王肃云『祖宗是庙不毁之名』。果如肃言，殷有三祖三宗，并应不毁，何故止称汤、契？且王者之后存焉，舜宁立尧、顼之庙，传世祀之乎？汉文以高祖配泰畤，至武帝立明堂，复以高祖配食，一人两配，有乖圣典。自汉明以来，未能反者。故明堂无兼配之祀。窃谓先皇宜列二帝于文祖，尊新庙为高宗，并世祖而泛配，以申圣主严父之义。先皇于武皇，伦则第为季，义则经为臣，设配飨之坐，应在世祖之下，并列，俱西向。」
佟之又议：「孝经是周公居摄时礼，祭法是成王反位后所行。故孝经以文王为宗，祭法以文王为祖。又孝莫大于严父配天，则周公其人也，寻此旨，宁施成王乎？若孝经所说，审是成王所行，则为严祖，何得云严父邪？且思文是周公祀后稷配天之乐歌，我将是祀文王配明堂之乐歌。若如摛议，则此二篇，皆应在复子明辟之后。请问周公祀后稷、文王，为何所歌？又国语云『周人禘喾郊稷，祖文王，宗武王』。韦昭云『周公时，以文王为宗，其后更以文王为祖，武王为宗』。寻文王以文治而为祖，武王以武定而为宗，欲明文亦有大德，武亦有大功，故郑注祭法云『祖宗通言耳』。是以诗云『昊天有成命，二后受之』。注云『二后，文王、武王也』。且明堂之祀，有单有合。故郑云『四时迎气于郊，祭一帝，还于明堂，因祭一帝，则以文王配』。明一宾不容两主也。『享五帝于明堂，则泛配文、武。』泛之为言，无的之辞。其礼既盛，故祖宗并配。」参议以佟之为允。诏「可」。
太祖为齐王，依旧立五庙。即位，立七庙。广陵府君、太中府君、淮阴府君、即丘府君、太常府君、宣皇帝、昭皇后为七庙。建元二年，太祖亲祀太庙六室，如仪，拜伏竟，次至昭后室前，仪注应倚立，上以为疑，欲使庙僚行事，又欲以诸王代祝令于昭后室前执爵。以问彭城丞刘𤩽。𤩽对谓：「若都不至昭后坐前，窃以为薄。庙僚即是代上执爵馈奠耳，祝令位卑，恐诸王无容代之。旧庙仪诸王得兼三公亲事，谓此为便。」从之。
史臣曰：先儒说宗庙之义，据高祖已下五世亲尽，故亲庙有四。周以后稷始祖，文、武二祧，所以云王立七庙也。禹无始祖，汤不先契，夏五殷六，其数如之。汉立宗庙，违经背古。匡衡、贡禹、蔡邕之徒，空有迁毁之议，亘年四百，竟无成典。魏氏之初，亲庙止乎四叶，吴、蜀享祭，失礼已多。晋用王肃之谈，以文、景为共世，上至征西，其实六也。寻其此意，非以兄弟为后，当以立主之义，可相容于七室。及杨元后崩，征西之庙不毁，则知不以元后为世数。庙有七室，数盈八主。江左贺循立议以后，弟不继兄，故世必限七，主无定数。宋台初立五庙，以臧后为世室。就礼而求，亦亲庙四矣。义反会郑，非谓从王。自此以来，因仍旧制。夫妻道合，非世叶相承，譬由下祭殇嫡，无关庙数，同之祖曾，义未可了。若据伊尹之言，必及七世，则子昭孙穆，不列妇人。若依郑玄之说，庙有亲称，妻者言齐，岂或滥享。且閟宫之德，周七非数，杨元之祀，晋八无伤。今谓之七庙，而上唯六祀，使受命之君，流光之典不足。若谓太祖未登，则昭穆之数何继，斯故礼官所宜详也。
宋泰豫元年，明帝崩，博士周洽议：「权制：谅暗之内，不亲奉四时祠。」建元四年，尚书令王俭采晋中朝谅暗议奏曰：「权典既行，丧礼斯夺，事兴汉世，而源由甚远。殷宗谅暗，非有服之称，周王即吉，唯宴乐为讥。春秋之义，嗣君逾年即位，则预朝会聘享焉。左氏云『凡君即位，卿出并聘，践修旧好』。又云『诸侯即位，小国聘焉，以继好结信，谋事补阙，礼之大者』。至于谅暗之内而图婚，三年未终而吉禘，齐归之丧不废搜，杞公之卒不彻乐，皆致讥贬，以明鉴戒。自斯而谈，朝聘蒸尝之典，卒哭而备行，婚禘搜乐之事，三载而后举，通塞兴废，各有由然。又案大戴礼记及孔子家语并称武王崩，成王嗣位，明年六月既葬，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，以见诸侯，命祝雍作颂。襄十五年十一月『晋侯周卒』，十六年正月『葬晋悼公』。平公既即位，『改服修官，烝于曲沃』。礼记曾子问『孔子曰，天子崩，国君薨，则祝取群庙之主而藏诸祖庙，礼也。卒哭成事，而后主各反其庙』。春秋左氏传『凡君卒哭而祔，祔而后特祀于主，蒸尝禘于庙』。先儒云『特祀于主者，特以丧礼奉新亡者主于寝，不同于吉。蒸尝禘于庙者，卒哭成事，群庙之主，各反其庙。则四时之祭，皆即吉也。三年丧毕，吉禘于庙，跻群主以定新主也』。凡此诸义，皆著在经诰，昭乎方册，所以晋、宋因循，同规前典，卒哭公除，亲奉蒸尝，率礼无违，因心允协。爰至泰豫元年，礼官立议，不宜亲奉，乃引『三年之制自天子达』。又据王制称『丧三年不祭，唯祭天地社稷，越绋而行事』。曾不知自天子达，本在至情，既葬释除，事以权夺，委衰袭衮，孝享宜申，越绋之旨，事施未葬，卒哭之后，何绋可越？复依范宣之难杜预，谯周之论士祭，并非明据。晋武在丧，每欲存宁戚之怀，不全依谅暗之典，至于四时蒸尝，盖以哀疾未堪，非便顿改旧式。江左以来，通儒硕学所历多矣，守而弗革，义岂徒然。又且即心而言，公卿大夫，则负扆亲临，三元告始，则朝会万国，虽金石辍响，而簨簴充庭，情深于恒哀，而迹降于凡制，岂曰能安，国家故也。宗庙蒸尝，孝敬所先，宁容吉事备行，斯典独废。就令必宜废祭，则应三年永阙，乃复同之他故，有司摄礼，进退二三，弥乖典衷。谓宜依旧亲奉。」从之。
永明九年正月，诏太庙四时祭，荐宣帝面起饼、鸭𦞦；孝皇后笋、鸭卵、脯酱、炙白肉；高皇帝荐肉脍、葅羹；昭皇后茗、粣、炙鱼：皆所嗜也。先是世祖梦太祖曰：「宋氏诸帝尝在太庙，从我求食。可别为吾祠。」上乃敕豫章王妃庾氏四时还青溪宫旧宅，处内合堂，奉祠二帝二后，牲牢服章，用家人礼。
史臣曰：汉氏之庙，遍在郡国，求祀已渎，缘情又疏。重檐閟寝，不可兼建，故前儒抗议，谓之迁毁。光武入纂，南顿君已上四世，别祠舂陵。建武三年幸舂陵园庙是也。张衡南都赋曰『清庙肃以微微』。明帝至于章、和，每幸章陵，辄祠旧宅。建安末，魏氏立宗庙，皆在邺都。魏文黄初二年，洛庙未成，亲祠武帝于建始殿，用家人礼。世祖发汉明之梦，肇祀故宫，孝享既申，义合前典，亦一时之盛也。
永明六年，太常丞何𬤇之议：「今祭有生鱼一头，干鱼五头。少牢馈食礼云『司士升鱼腊肤鱼，用鲋十有五』。上既云『腊』，下必是『鲜』。其数宜同。称『肤』足知鳞革无毁。记云『槁鱼曰商祭，鲜曰脡祭』。郑注『商，量；脡，直也』。寻『商』旨裁截，『脡』义在全。贺循祭义犹用鱼十五头。今鲜顿删约，槁皆全用。谓宜鲜、槁各二头，槁微断首尾，示存古义。」国子助教桑惠度议：「记称尚玄酒而俎腥鱼。玄酒不容多，鲜鱼理宜约。干鱼五头者，以其既加人功，可法于五味，以象酒之五齐也。今欲鲜、槁各双，义无所法。」𬤇之议不行。
十年，诏故太宰褚渊、故太尉王俭、故司空柳世隆、骠骑大将军王敬则、镇东大将军陈显达、故镇东将军李安民六人，配飨太祖庙庭。祠部郎何𬤇之议「功臣配飨，累行宋世，检其遗事，题列坐位，具书赠官爵谥及名，文不称主，便是设板也。白虎通云『祭之有主，孝子以系心也』。揆斯而言，升配庙廷，不容有主。宋时板度，既不复存，今之所制，大小厚薄如尚书召板，为得其衷。」有司摄太庙旧人亦云见宋功臣配飨坐板，与尚书召板相似，事见仪注。
十一年，右仆射王晏、吏部尚书徐孝嗣、侍中何胤奏：「故太子祔太庙，既无先准。检宋元后故事，太尉行礼，太子拜伏与太尉俱。臣等参议，依拟前典。太常主庙位，太尉执礼祔，太孙拜伏，皆与之俱。正礼既毕，阴室之祭，太孙宜亲自进奠。」诏「可」。
建武二年，有司奏景懿后迁登新庙车服之仪。祠部郎何佟之议曰：「周礼王之六服，大裘为上，衮冕次之。五车，玉辂为上，金辂次之。皇后六服，袆衣为上，褕翟次之。首饰有三，副为上，编次之。五车，重翟为上，厌翟次之。上公无大裘玉辂，而上公夫人有副及袆衣，是以祭统云『夫人副袆立于东房』也。又郑云『皇后六服，唯上公夫人亦有袆衣』。诗云『翟茀以朝』。郑以翟茀为厌翟，侯伯夫人入庙所乘。今上公夫人副袆既同，则重翟或不殊矣。况景皇懿后礼崇九命。且晋朝太妃服章之礼，同于太后，宋代皇太妃唯无五牛旗为异，其外侍官则有侍中、散骑常侍、黄门侍郎、散骑侍郎各二人，分从前后部，同于王者，内职则有女尚书、女长御各二人，棨引同于太后。又魏朝之晋王，晋之宋王，并置百官，拟于天朝。至于晋文王终犹称薨，而太上皇称崩，则是礼加于王矣。故前议景皇后悉依近代皇太妃之仪，则侍卫陪乘并不得异，后乘重翟，亦谓非疑也。寻齐初移庙，宣皇神主乘金辂，皇帝亲奉，亦乘金辂，先往行礼毕，仍从神主至新庙，今所宜依准也。」从之。
永泰元年，有司议应庙见不？尚书令徐孝嗣议：「嗣君即位，并无庙见之文，蕃支纂业，乃有虔谒之礼。」左丞萧琛议：「窃闻祗见厥祖，义著商书，朝于武宫，事光晋册。岂有正位居尊，继业承天，而不虔觐祖宗，格于太室。毛诗周颂篇曰『烈文，成王即政，诸侯助祭也』。郑注云『新王即政，必以朝享之礼祭于祖考，告嗣位也』。又篇曰『闵予小子，嗣王朝庙也』。郑注云『嗣王者，谓成王也。除武王之丧，将始即政，朝于庙也』。则隆周令典，焕炳经记，体嫡居正，莫若成王。又二汉由太子而嗣位者，西京七主，东都四帝，其昭、成、哀、和、从五君，并皆谒庙，文存汉史，其惠、景、武、元、明、章六君，前史不载谒事，或是偶有阙文，理无异说。议者乃云先在储宫，已经致敬，卒哭之后，即亲奉时祭，则是庙见，故无别谒之礼。窃以为不然。储后在宫，亦从郊祀，若谓前虔可兼后敬，开元之始，则无假复有配天之祭矣。若以亲奉时祭，仍为庙见者，自汉及晋，支庶嗣位，并皆谒庙，既同有蒸尝，何为独修繁礼？且晋成帝咸和元年改号巳，谒庙，咸康元年加元服，又更谒。夫时非异主，犹不疑二礼相因，况位隔君臣，而追以一谒兼敬。宜远纂周、汉之盛范，近黜晋、宋之乖义，展诚一庙，骏奔万国。」奏可。
永明元年十二月，有司奏：「今月三日，腊祠太社稷。一日合朔，日蚀既在致斋内，未审于社祠无疑不？曹检未有前准。」尚书令王俭议：「礼记曾子问『天子尝禘郊社五礼之祭，簠簋既陈』，唯大丧乃废。至于当祭之日，火及日蚀则停。寻伐鼓用牲，由来尚矣，而簠簋初陈，问所不及。据此而言，致斋初日，仍值薄蚀，则不应废祭。又初平四年，士孙瑞议以日蚀废冠而不废郊，朝议从之。王者父天亲地，郊社不殊，此则前准，谓不宜废。」诏「可」。
永明十一年，兼祠部郎何佟之议：「案礼记郊特牲『社祭土而主阴气也，君南向于北墉下，答阴之义也』。郑玄云『答犹对也』。『北墉，社内北墙也』。王肃云『阴气北向，故君南向以答之。答之为言是相对之称』。知古祭社，北向设位，斋官南向明矣。近代相承，帝社南向，太社及稷并东向，而斋官位在帝社坛北，西向，于神背后行礼。又名稷为稷社，甚乖礼意。乃未知失在何时，原此理当未久。窃以皇齐改物，礼乐惟新，中国之神，莫贵于社，若遂仍前谬，惧亏盛典。谓二社，语其义则殊，论其神则一，位并宜北向。稷若北向，则成相背。稷是百谷之总神，非阴气之主，宜依先东向。斋官立社坛东北，南向立，东为上，诸执事西向立，南为上。稷依礼无兼称，今若欲尊崇，正可名为太稷耳，岂得谓为稷社邪？腊祠太社日近，案奏事御，改定仪注。」
仪曹称治礼学士议曰：「郊特牲又云『君之南向，答阳也，臣之北向，答君也』。若以阳气在南，则位应向北，阴气在北，则位宜向南。今南北二郊，一限南向，皇帝黑瓒阶东西向，故知坛𫮃无系于阴阳，设位宁拘于南北。群神小祠，类皆限南面，荐飨之时，北向行礼，盖欲申灵祇之尊，表求幽之义。魏世秦静使社稷别营，称自汉以来，相承南向。汉之于周，世代未远，鄗上颓基，商丘余树，犹应尚存，迷方失位，未至于此，通儒达识，不以为非。庾蔚之昔已有此议，后徐爰、周景远并不同，仍旧不改。」
佟之议：「来难引君南向答阳，臣北向答君。敢问答之为言，为是相对？为是相背？相背则社位南向，君亦南向，可如来议。郊特牲云『臣之北向答君』。复是君背臣。今言君南臣北，向相称答，则君南不得称答矣，记何得云祭社君南向之答阴邪？社果同向，则君亦宜西向，何故在社南向？在郊西向邪？解则不然，记云，君之南向答阳，此明朝会之时，盛阳在南，故君南向对之，犹圣人南面而听，向明而治之义耳，宁是祈祀天地之日乎？知祭社北向，君答故南向，祀天南向，君答宜北向矣。今皇帝黑瓒阶东西向者，斯盖始入之别位，非接对之时也。案记云『社所以神地之道也』。又云『社祭土而主阴气』。又云『不用命，戮于社』。孔安国云『社主阴，阴主杀』。传曰『日蚀，伐鼓于社』。杜预云『责群阴也』。社主阴气之盛，故北向设位，以本其义耳。余祀虽亦地祇之贵，而不主此义，故位向不同。不得见余阴祀不北向，便谓社应南向也。案周礼祭社南向，君求幽，宜北向，而记云君南向，答阴之义，求幽之论不乖欤？魏权汉社，社稷同营共门，稷坛在社坛北，皆非古制。后移宫南，自当如礼。如静此言，乃是显汉社失周法，见汉世旧事。尔时祭社南向，未审出何史籍。就如议者静所言是祭社位向仍汉旧法，汉又袭周成规，因而不改者，则社稷三座，并应南向，今何改帝社南向，泰社及稷并东向邪？」
建武二年，祠部郎何佟之奏：「案周礼大宗伯『以苍璧礼天，黄琮礼地』。郑玄又云『皆有牲币，各放其器之色』。知礼天圆丘用玄犊，礼地方泽用黄牲矣。牧人云『凡阳祀用骍牲，阴祀用黝牲』。郑玄云『骍，赤；黝，黑也。阳祀，祭天南郊及宗庙。阴祀，祭地北郊及社稷』。祭法云『燔柴于泰坛，祭天也。瘗埋于泰折，祭地也。用骍犊』。郑云『地，阴祀，用黝牲，与天俱用犊，故连言之耳』。知此祭天地即南北郊矣。今南北两郊同用玄牲，又明堂、宗庙、社稷俱用赤，有违昔典。又郑玄云『祭五帝于明堂，勾芒等配食』。自晋以来，并圜丘于南郊，是以郊坛列五帝勾芒等。今明堂祀五精，更阙五神之位，北郊祭地祇，而设重黎之坐，二三乖舛，惧亏盛则。」
永元元年，步兵校尉何佟之议曰：「盖闻圣帝明王之治天下也，莫不尊奉天地，崇敬日月，故冬至祀天于圆丘，夏至祭地于方泽，春分朝日，秋分夕月，所以训民事君之道，化下严上之义也。故礼云『王者必父天母地，兄日姊月。』周礼典瑞云『王搢大圭，执镇圭，藻藉五采五就以朝日』。马融云『天子以春分朝日，秋分夕月』。觐礼『天子出拜日于东门之外』。卢植云『朝日以立春之日也』。郑玄云『端当为冕，朝日春分之时也』。礼记朝事议云『天子冕而执镇圭，尺有二寸，率诸侯朝日于东郊，所以教尊尊也』。故郑知此端为冕也。礼记保傅云『三代之礼，天子春朝朝日，秋暮夕月，所以明有敬也』。而不明所用之定辰。马、郑云用二分之时，卢植云用立春之日。佟之以为日者太阳之精，月者太阴之精。春分阳气方永，秋分阴气向长。天地至尊用其始，故祭以二至，日月礼次天地，故朝以分，差有理据，则融、玄之言得其义矣。汉世则朝朝日，暮夕月。魏文帝诏曰『觐礼天子拜日东门之外，反礼方明。朝事议曰天子冕而执镇圭，率诸侯朝日于东郊。以此言之，盖诸侯朝，天子祀方明，因率朝日也。汉改周法，群公无四朝之事，故不复朝于东郊，得礼之变矣。然旦夕常于殿下东向拜日，其礼太烦。今采周春分之礼，损汉日拜之仪，又无诸侯之事，无所出东郊，今正殿即亦朝会行礼之庭也，宜常以春分于正殿之庭拜日。其夕月文不分明，其议奏』。魏秘书监薛循请论云『旧事朝日以春分，夕月以秋分。案周礼朝日无常日，郑玄云用二分，故遂施行。秋分之夕，月多东潜，而西向拜之，背实远矣。谓朝日宜用仲春之朔，夕月宜用仲秋之朔』。淳于睿駮之，引礼记云『祭日于东，祭月于西，以端其位』。周礼秋分夕月，并行于上世。西向拜月，虽如背实，亦犹月在天而祭之于坎，不复言背月也。佟之案礼器云『为朝夕必放于日月』。郑玄云『日出东方，月在西方』。又云『大明生于东，月生于西，此阴阳之分，夫妇之位也』。郑玄云『大明，日也』。知朝日东向，夕月西向，斯盖各本其位之所在耳。犹如天子东西游幸，朝堂之官及拜官者，犹北向朝拜，宁得以背实为疑邪？佟之谓魏世所行，善得与夺之衷。晋初弃圆丘方泽，于两郊二至辍礼，至于二分之朝，致替无义。江左草创，旧章多阙，宋氏因循，未能反古。窃惟皇齐应天御极，典教惟新，谓宜使盛典行之盛代，以春分朝于殿庭之西，东向而拜日，秋分于殿庭之东，西向而拜月，此即所谓必放日月以端其位之义也。使四方观化者，莫不欣欣而颂美。服无旒藻之饰，盖本天之至质也，朝日不得同昊天至质之礼，故玄冕三旒也。近代祀天，著衮十二旒，极文章之美，则是古今礼之变也。礼天朝日，既服宜有异，顷世天子小朝会，著绛纱袍、通天金博山冠，斯即今朝之服次衮冕者也，窃谓宜依此拜日月，甚得差降之宜也。佟之任非礼局，轻奏大典，寔为侵官，伏追惭震。」从之。
兼太学博士刘蔓议：「礼，孟春之月，立春迎春，又于是月以元日祈谷，又择元辰躬耕帝藉。卢植说礼通辰日，日，甲至癸也，辰，子至亥也。郊天，阳也，故以日。藉田，阴也，故以辰。阴礼卑后，必居其末，亥者辰之末，故记称元辰，注曰吉亥。又据五行之说，木生于亥，以亥日祭先农，又其义也。」
助教何佟之议：「少牢馈食礼云『孝孙某，来日丁亥，用荐岁事于皇祖伯某』。注云『丁未必亥也，直举一日以言之耳。禘太庙礼日用丁亥，若不丁亥，则用己亥、辛亥，苟有亥可也』。郑又云『必用丁、己者，取其令名，自丁宁自变改，皆为谨敬』。如此，丁亥自是祭祀之日，不专施于先农。汉文用此日耕藉祠先农，故后王相承用之，非有别义。」
殿中郎顾暠之议：「郑玄称先郊后吉辰，而不说必亥之由。卢植明子亥为辰，亦无常辰之证。汉世躬藉，肇发汉文，诏云『农，天下之本，其开藉田』。斯乃草创之令，未睹亲载之吉也。昭帝癸亥耕于钩盾弄田，明帝癸亥耕下邳，章帝乙亥耕定陶，又辛丑耕怀，魏之烈祖实书辛未，不系一辰，征于两代矣。推晋之革魏，宋之因晋，政是服膺康成，非有异见者也。班固序亥位云『阴气应亡射，该藏万物，而杂阳阂种』。且亥既水辰，含育为性，播厥取吉，其在兹乎？固序丑位云『阴大旅助黄钟宣气而牙物』。序未位云『阴气受任，助蕤宾君主种物，使长大茂盛』。是汉朝迭选，魏室所迁，酌旧用丑，实兼有据。」参议奏用丁亥。诏「可」。
建元四年正月，诏立国学，置学生百五十人。其有位乐入者五十人。生年十五以上，二十以还，取王公已下至三将、著作郎、廷尉正、太子舍人、领护诸府司马咨议经除敕者、诸州别驾治中等、见居官及罢散者子孙。悉取家去都二千里为限。太祖崩，乃止。
永明三年正月，诏立学，创立堂宇，召公卿子弟下及员外郎之胤，凡置生二百人。其年秋中悉集。有司奏：「宋元嘉旧事，学生到，先释奠先圣先师，礼又有释菜，未详今当行何礼？用何乐及礼器？」尚书令王俭议：「周礼『春入学，舍菜合舞』。记云『始教，皮弁祭菜，示敬道也』。又云『始入学，必祭先圣先师』。中朝以来，释菜礼废，今之所行，释奠而已。金石俎豆，皆无明文。方之七庙则轻，比之五礼则重。陆纳、车胤谓宣尼庙宜依亭侯之爵；范宁欲依周公之庙，用王者仪，范宣谓当其为师则不臣之，释奠日，备帝王礼乐。此则车、陆失于过轻，二范伤于太重。喻希云『若至王者自设礼乐，则肆赏于至敬之所；若欲嘉美先师，则所况非备』。寻其此说，守附情理。皇朝屈尊弘教，待以师资，引同上公，即事惟允。元嘉立学，裴松之议应舞六佾，以郊乐未具，故权奏登歌。今金石已备，宜设轩县之乐，六佾之舞，牲牢器用，悉依上公。」其冬，皇太子讲孝经，亲临释奠，车驾幸听。
建武四年正月，诏立学。永泰元年，东昏侯即位，尚书符依永明旧事废学。领国子助教曹思文上表曰：「古之建国君民者，必教学为先，将以节其邪情，而禁其流欲，故能化民裁俗，习与性成也。是以忠孝笃焉，信义成焉，礼让行焉，尊教宗学，其致一也。是以成均焕于古典，虎门炳于前经。陛下体睿淳神，缵承鸿业，今制书既下，而废学先闻，将恐观国之光者，有以拟议也。若以国讳故宜废，昔汉成立学，爰洎元始，百余年中，未尝暂废，其闲有国讳也。且晋武之崩，又其学犹存，斯皆先代不以国讳而废学之明文也。永明以无太子故废，斯非古典也。寻国之有学，本以兴化致治也，天子于以咨谋焉，于以行礼焉。记云『天子出征，受命于祖，受成于学。执有罪反，释奠于学』。又云『食三老五更于太学，天子袒而割牲，执爵而酳，以教诸侯悌也』。于斯学，是天子有国之基，教也或以之。所言皆太学事也。今引太学不非证也。据臣所见，今之国学，即古之太学。晋初太学生三千人，既多猥杂，惠帝时欲辩其泾渭，故元康三年始立国子学，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国学。天子去太学入国学，以行礼也。太子去太学入国学，以齿让也。太学之与国学，斯是晋世殊其士庶，异其贵贱耳。然贵贱士庶，皆须教成，故国学太学两存之也，非有太子故立也。然系废兴于太子者，此永明之巨失也。汉崇儒雅，几致刑厝，而犹道谢三、五者，以其致教之术未笃也。古之教者，家有塾，党有庠，术有序，国有学，以讽诵相摩。今学非唯不宜废而已，乃宜更崇尚其道，望古作规，使郡县有学，乡闾立教。请付尚书及二学详议。」有司奏。从之。学竟不立。
永明五年十月，有司奏：「南郡王昭业冠，求仪注未有前准。」尚书令王俭议：「皇孙冠事，历代所无，礼虽有嫡子无嫡孙，然而地居正体，下及五世。今南郡王体自储晖，实惟国裔，元服之典，宜异列蕃。案士冠礼『主人玄冠朝服，宾加其冠，赞者结缨』。郑玄云『主人，冠者之父兄也』。寻其言父及兄，则明祖在，父不为主也。大戴礼记公冠篇云公冠自为主，四加玄冕，以卿为宾。此则继体之君及帝之庶子不得称子者也。小戴礼记冠义云『冠于阼，以著代也。醮于客位，三加弥尊，加有成也』。注称『嫡子冠于阼，庶子冠于房』。记又云『古者重冠，故行之于庙，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』。据此而言，弥与郑注仪礼相会。是故中朝以来，太子冠则皇帝临轩，司徒加冠，光禄赞冠。诸王则郎中加冠，中尉赞冠。今同于储皇则重，依于诸王则轻。又春秋之义，『不以父命辞王父命』。礼『父在斯为子，君在斯为臣』。皇太子居臣子之节，无专用之道。南郡虽处蕃国，非支庶之列，宜禀天朝之命，微申冠阼之礼。晋武帝诏称汉、魏遣使冠诸王，非古正典。此盖谓庶子封王，合依公冠自主之义，至于国之长孙，遣使惟允。宜使太常持节加冠，大鸿胪为赞，醮酒之仪，亦归二卿，祝醮之辞，附准经记，别更撰立，不依蕃国常体。国官陪位拜贺，自依旧章。其日内外二品清官以上，诣止车集贺，并诣东宫南门通牋。别日上礼，宫臣亦诣门称贺，如上台之仪。既冠之后，克日谒庙，以弘尊祖之义。此既大典，宜通关八座丞郎并下二学详议。」仆射王奂等十四人议并同，并撰立赞冠醮酒二辞。诏「可」。祝辞曰：「皇帝使给事中、太常、武安侯萧惠基加南郡王冠。」祝曰：「筮日筮宾，肇加元服。弃尔幼志，从厥成德。亲贤使能，克隆景福。」醮酒辞曰：「旨酒既清，嘉荐既盈。兄弟具在，淑慎仪形。永届眉寿，於穆斯宁。」
永明中，世祖以婚礼奢费，敕诸王纳妃，上御及六宫依礼止枣栗腶修，加以香泽花粉，其余衣物皆停。唯公主降嫔，则止遗舅姑也。永泰元年，尚书令徐孝嗣议曰：「夫人伦之始，莫重冠婚，所以尊表成德，结欢两姓。年代污隆，古今殊则，繁简之仪，因时或异。三加废于士庶，六礼限于天朝，虽因习未久，事难顿改，而大典之要，深宜损益。案士冠礼，三加毕，乃醴冠者，醴则唯一而已，故醴辞无二。若不醴，则每加辄醮以酒，故醮辞有三。王肃云『醴本古，其礼重，酒用时味，其礼轻故也』。或醴或醮，二三之义，详记于经文。今皇王冠毕，一酌而已，即可拟古设醴。而犹用醮辞，寔为乖衷。寻婚礼实篚以四爵，加以合卺，既崇尚质之理，又象泮合之义。故三饭卒食，再酳用卺。先儒以礼成好合，事终于三，然后用卺合。仪注先酳卺，以再以三，有违旨趣。又郊特牲曰『三王作牢用陶匏』。言太古之时，无共牢之礼，三王作之，而用太古之器，重夫妇之始也。今虽以方樏示约，而弥乖昔典。又连卺以锁，盖出近俗。复别有牢烛，雕费采饰，亦亏曩制。方今圣政日隆，声教惟穆，则古昔以敦风，存饩羊以爱礼，沿袭之规，有切治要，嘉礼实重，宜备旧章。谓自今王侯已下冠毕一酌醴，以遵古之义。醴即用旧文，于事为允。婚亦依古，以卺酌终酳之酒，并除金银连锁，自余杂器，悉用埏陶。堂人执烛，足充𤋲燎，牢烛华侈，亦宜停省。庶斲雕可期，移俗有渐。」参议并同。奏可。
晋武太始二年，有司奏，故事皇后讳与帝讳俱下。诏曰，礼内讳不出宫，近代讳之也。建元元年，太常上朝堂讳训。仆射王俭议曰：「后讳依旧不立训。礼天子诸侯讳群祖，臣隶既有从敬之义，宜为太常府君讳。至于朝堂榜题，本施至极，既追尊所不及，礼降于在三，晋之京兆，宋之东安，不列榜题。孙毓议称京兆列在正庙，臣下应讳，而不上榜。宋初博士司马道敬议东安府君讳宜上榜，何承天执不同，即为明据。」其有人名地名犯太常府君及帝后讳者，皆改。宣帝讳同。二名不偏讳，所以改承明门为北掖，以榜有「之」字与「承」并。东宫承华门亦改为宣华云。
汉末，蔡邕立汉朝会志，竟不就。秦人以十月旦为岁首，汉初习以大飨会，后用夏正，飨会犹未废十月旦会也。东京以后，正旦夜漏未尽七刻，鸣钟受贺，公侯以下执贽来庭，二千石以上升殿称万岁，然后作乐宴飨。张衡赋云「皇舆夙驾，登天光于扶桑」。然则虽云夙驾，必辨色而行事矣。魏武都邺，正会文昌殿，用汉仪，又设百华灯。后魏文修洛阳宫室，权都许昌，宫殿狭小，元日于城南立毡殿，青帷以为门，设乐飨会。后还洛阳，依汉旧事。晋武帝初，更定朝会仪，夜漏未尽十刻，庭燎起火，群臣集。傅玄朝会赋云「华灯若乎火树，炽百枝之煌煌』。此则因魏仪与庭燎并设也。漏未尽七刻，群臣入白贺，未尽五刻，就本位，至漏尽，皇帝出前殿，百官上贺，如汉仪。礼毕罢入，群臣坐，谓之辰贺。昼漏上三刻更出，百官奉寿酒，大飨作乐，谓之昼会。别置女乐三十人于黄帐外，奏房中之歌。江左多虞，不复晨贺，夜漏未尽十刻，开宣阳门，至平旦始开殿门，昼漏上五刻，皇帝乃出受贺。宋世至十刻乃受贺。其余升降拜伏之仪，及置立后妃王公已下祠祀夕牲拜授吊祭，皆有仪注，文多不载。
三月三日曲水会，古禊祭也。汉礼仪志云「季春月上巳，官民皆絜濯于东流水上，自洗濯祓除去宿疾为大絜」。不见东流为何水也。晋中朝云，卿已下至于庶民，皆褉洛水之侧，事见诸禊赋及夏仲御传也。赵王伦篡位，三日，会天渊池诛张林。怀帝亦会天渊池赋诗。陆机云「天渊池南石沟，引御沟水，池西积石为禊堂，跨水，流杯饮酒」。亦不言曲水。元帝又诏罢三日弄具。今相承为百戏之具，雕弄技巧，增损无常。
史臣曰：案禊与曲水，其义参差。旧言阳气布畅，万物讫出，姑洗絜之也。巳者祉也，言祈介祉也。一说，三月三日，清明之节，将修事于水侧，祷祀以祈丰年。应劭云：「禊者，絜也，言自絜濯也。或云汉世有郭虞者，以三月上辰生二女，上巳又生一女，二日中频生皆死，时俗以为大忌，民人每至其日，皆适东流水祈祓自絜濯，浮酌清流，后遂为曲水。」案高后祓霸上，马融梁冀西第赋云「西北戌亥，玄石承输。虾蟆吐写，庚辛之域」。即曲水之象也。今据禊为曲水事，应在永寿之前已有，祓除则不容在高后之后，祈农之说，于事为当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