起于府衞之废。唐末士卒疲于征役，多亡命者，梁祖令诸军悉黵面为字，以识军号，是为长征之兵。方其募时，先度人材，次阅走跃，试瞻视，然后黵面，赐以缗钱、衣履而隶诸籍。国初因之，或募土人就所在团立，或取营伍子弟听从本军，或募饥民以补本城，或以有罪配隶给役。取之虽非一途，而伉健者迁禁衞，短弱者为厢军，制以队伍，束以法令。当其无事时，虽不无爵赏衣廪之费，一有征讨，则以之力战斗，给漕挽，而天下犷悍失职之徒，皆为良民之衞矣。
仁宗天圣元年，诏京东西、河北、河东、淮南、陕西路募兵，当部送者刺「指挥」二字，家属给口粮。兵官代还，以所募多寡为赏罚。又诏益、利、梓、夔路岁募民充军士，及数即部送，分隶奉节、川效忠、川忠节。于是远方健勇失业之民，悉有所归。
嘉祐二年复定等仗，自上四军至武肃、忠靖皆五尺已上，差以寸分而视其奉钱：一千者以五尺八寸、七寸、三寸为三等。奉钱七百者，以五尺七寸、六寸、五寸为三等。奉钱五百者，以五尺六寸、五寸五分为三等。奉钱四百者，以五尺五寸、四寸五分为二等。奉钱三百者，以五尺五寸、四寸五分、四寸、三寸、二寸为六等。奉钱二百者，以五尺四寸、三寸五分、三寸、二寸为四等。不给奉钱者，以五尺二寸或下五寸七指、八指为等。唯武严、御营喝探以艺精者充，诸司筦库执技者不设等杖。
二年，枢密院言：「国初边州无警则罢兵，今既讲和，而屯兵至多，徒耗金帛。若于近里粮贱处增募营兵，但令往戍极边，甚为便计。」帝与文彦博及韩绛、陈升之、吕公弼等议之，或以为自古皆募营兵，遇事息即罢，或以为缘边之兵不可多减。乃命彦博等详议以闻。
四年十二月，枢密院言：「在京系役兵士，旧额一万八千二百五十九人，见阙六千三百九十二人，若招拣得足，即不须外路勾抽，以免不习水土、冻馁道毙之患。欲于在京及府界、京东西、河北招少壮兵，止供在京功役，不许臣僚占差，不过期年，可使充足。却对减在外招募之数，桩管所减粮赐上供，以给有司之用。」从之。
元丰二年二月，经制熙河路边防财用司言：「岷州穬川、荔川、闾川砦，通远军熟羊砦，乞置牧养十监，募兵为监牧指挥。其营田乞依官庄例，募永济卒二百人，其永济卒通以千人为额。」从之。七月，沿边安抚司言：「北边州军主管刺事人乞给钱三千，选募使臣职员或百姓为之，以钩致敌情。仍选通判及监官考其虚实，以行赏罚。」从之。是年，以兖、郓、齐、济、滨、棣、德、博民饥，募为兵，以补开封府界、京东西将兵之阙。
四年，京东、西路以调发兵将，累请增戍。朝廷以兵员有数，多寝其章。然州郡实有负山带海，奸盗所窥，亦当过为之虑，其令益广应募者，与免贴军及他役一年。六月，诏：「在京奉钱七百以下，选募马步军万五千人；开封府界及本路共选募义兵保甲万人；如泾原五千人不足，于秦凤路选募。」
五年五月，同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蒲宗闵乞自秦州至熙州量地里远近险易，置车铺二十八，招刺兵士。从之。八月，诏开封府界、京西招军依式赐外，仍增钱千。十二月，诏京城四面巡检募士于四门，取民年三十五以下者。又诏河北立额步军，各于逐指挥额外招百人。
哲宗元祐元年三月，诏河北保甲愿投军人及得上四军等杖事艺者，特许招填，合给例物外，更增钱五千，中军以下三千。比等杖短一指，射保甲第一等弓弩，并许招刺。从右司谏苏辙请也。六月，门下侍郎司马光言：「诸州军兵马全欠，不足守御之处，量与立额招添。」
四年，熙河兰岷路都总管、提点熙河兰岷等路汉蕃弓箭手司言，兰州金城关欲招置步军保捷四指挥、马军蕃落一指挥，从之。诏陕西路添置蕃落军十指挥，各以五百人为额，于永兴军、河中、凤翔、同、华州各置两指挥，并隶住营州军将下统制训练，委逐路所属都总管司选官招人。初，三省、密院欲以牧地募民牧养马，久而未集，曾布以谓不若增骑兵为简便。兼土兵乃劲兵，又诸路出戍者已竭，及建此议，众翕然皆以为允，帝亦乐从之。盖牧租见存者七百万，岁额一百七十万，而十指挥之费二十五万而已，故可与募人养马之法兼行也。
四年七月，熙河兰湟路转运使洪中孚自河东入觐，帝问崇威、崇锐新兵教阅就绪否。中孚曰：「教阅易事也。臣不知艺祖取天下之兵与神考所分将兵曾无减损，若未尝减损，似不须增。盖兵贵简练不贵多，今遽增二军，所费至广，臣不知献议者于经费之外别有措置，或只仰给朝廷也。」帝愕然曰：「初议增兵，未尝议费，可即罢去。」中孚曰：「惰游之卒不复安于南亩，今一旦罢遣，强者聚而为盗，弱者转徙，则重为朝廷忧。不若使填诸营阙；无阙，听于额外收管，不一二年尽矣。」帝称善。九月，诏：「近降指挥，在京、诸路招崇捷、崇武等指挥十万人，又招效忠、蕃落指挥及额内不足人数，虑卒难敷额，可先招崇捷、崇武十万人。候人数稍见次第，即具申取旨。」
政和二年，广西都钤司奏：「广西两将额一万三百余人，事故逃亡，于荆湖南北、江南东西寄招，缘诸路以非本职，多不用心。今兵阙六分，欲乞本路、邻路有犯徒并杖以下情重之人，除配沙门岛、广南远恶并犯强盗凶恶、杀人放火、事干化外并依法外，余并免决刺填。」从之。
四年正月，两浙东路钤辖司奏：「乞将温、处、衢、婺州元管不系将禁军六指挥，更招置增为十指挥，并以五百人为额，凡五千人，庶成全将。及更于台州招置不系将禁军一指挥，以四百人为额。」从之。三月，臣僚言：「窃闻道路汹汹相怖，云诸军捉人刺涅以补阙额，率数人驱一壮夫，且曳且殴，百姓叫呼，或啮指求免。日者，金明池人大和会，忽遮门大索，但长身少年，牵之而去，云『充军』。致卖蔬茹者不敢入城，行旅市人下逮奴隶，皆避藏恐惧，事骇见闻。今国家闲暇，必欲招填禁旅，当明示法令，赉以金帛，捐财百万，则十万人应募矣。捉人于途，实亏国体，流闻四方，传播远迩，殊为未便。伏望亟行禁止，以弭疑畏。」时宝箓宫道士张继滋因往尉氏，亦被刺涅，事闻，手诏提刑司根治。四月，臣僚因言：「招刺阙额禁军，枢密院立限太遽，诸营弗戢，人用大骇。幸不旋踵德音禁止，群情悦服。其已被刺涅而非愿者，颇亦改正，尚有经官求免而未得者。辇毂若此，况其远乎？窃闻小人假借声势，因缘夺攘，所在多有，若或哀鸣得脱，其家已空。今往来犹怀畏避。伏望圣明特赐戒敕，应在外招军去处，毋得横滥。」从之。
钦宗即位，诏守令募州县乡村土豪为队长，各自募其亲识乡里以行。及五十人以上先与进义副尉，三百人以上与承信郎，募文武官习武勇者为统领。行日，所发州军授以器甲，人给粮半月，地里远者，所至州县接续批支。京畿辅郡兵马制置使司言：「诸路召募敢勇效用，每名先给钱三千，赴本司试验给据讫，支散银绢激赏。若监司、知通、令佐并应有官人，能召到敢勇效用事艺高强及二百人以上者，乞与转一官，每加二百人依此。或监司、郡守、州县官以下应缘军期事件，稍有稽缓，并依军法。」从之。
靖康元年春正月，臣僚言：「诸路见招募人兵，缘逐处漕计阙乏，乞于近州应奉司及延福宫西城钱帛，并许请用，庶得速办。」从之。又诏：「龙猛、龙骑、归远、壮勇诸军阙额，可行下诸路拣选配填。」又诏：「已降指挥，逐处各以召募效用敢勇武艺人数多寡等第推赏。」又诏：「闻希赏之人，抑勒强募。自今并取情愿，敢有违戾，当议重罚。毋得将羸弱不堪出战及已有系军籍者一例充募。」及诏：「募武举及第有材武方略，或有战功、曾经战阵，及经边任大小使臣不以罪犯已发未叙，及武学有方略智谋，及曾充弓马所子弟，及诸色有胆勇敢战之人，度许赴亲征行营司。」又诏：「募陕西土人为兵并使臣、效用等赴姚平仲军使唤，其应募人修武郎已上二十贯，进义副尉以上十五贯，军人、百姓十贯，并于开封府应管官钱内支。」
五月，河北、河东路宣抚司奏：「河北诸州军所管正兵绝少，又陕西游手惰民愿充军者亦众，祗缘招刺阙乏例物，是致军额常阙。今若给一色银绢，折充例物犒设起发，召募人作义勇，止于右臂上刺字，依禁军例物支衣粮料钱，陕西五路共可得二万人，比之淮、浙等路所得将兵，实可使唤。」从之，诏遣文武官各一员前去陕西路募兵二万人赴阙。遂命赵鼎特除开封府曹官，种湘差宣抚司准备将领，并充陕西路干当公事，专一募兵。是月，遣户部员外郎陈师尹往福建路募枪杖手。都水使者陈求道言：「朝廷差官往陕西招军，适当岁丰，恐未易招填。若就委监司招募保甲，啖以例物，与免科差，以作其气，可得劲兵五万。」从之。
六月，枢密都承旨折彦实奏：「西人结连女真，为日甚久，岂无觊觎关中之志？即今诸路人马皆空，万一敌人长驱，何以枝梧？言之可为寒心，朝廷似未深虑也。河东、河塑之患已形，人故忧之；陕西之患未作，人故忽之。若每路先与十万缗，令帅臣招募土人为保护之计，责以控扼，不得放令侵入，仍须朝廷应副。漕司乘时广行储蓄，以为急务。」
又开封府尹聂山奏：「招兵者，今日之急务。近缘京畿诸邑例各招刺，至于无人就募，则强捕村民及往来行人为之。遂致里甿奔骇，商旅不行，殊失朝廷爱民之意。检准政和令，诸盗再犯杖以上、情理不可决放而堪充军者，给例物刺充厢军。今京城里外间有盗贼，皆是豪猾，无所畏惮，虽经断罪，顽恶弗悛，若依上条刺充厢军，不惟得强壮之用，又且收集奸黠不复为盗。如允所请，则自内及外皆可见之施行。」从之。
七月，陕西五路制置使钱盖言：「都水使者陈求道请招刺保甲五万充军。缘比来陕右正兵数少，全籍保甲守御，及运粮诸役差使外，所余无几，若更招刺五万充军，则是正丁占使殆遍，不唯难以选择，兼虑民情惊疑，别致生事。欲乞令州县晓谕保甲，取其情愿；如未有情愿之人，即乞令保甲司于正丁余数内选择。通赴阙人共成七万，可以足用。」从之。是月，钱盖奏：「陕西募土人充军，多是市井乌合，不堪临敌。今折彦实支陕西六路铜钱各十万缗，每名添钱十千，自可精择少壮及等杖人，可得正军一万，六路共得六万人。」从之。
十月，枢密院奏：「召募有材武勇锐及胆勇人并射猎射生户。」从之。又奏：「福建路有忠义武勇立功自效取仕之人，理宜召募，除保甲正兵外，弓手、百姓、僧行、有罪军人并听应募。如有武艺高强、实有胆勇、众所推服、愿应募为部领人者，依逐项名目权摄部领，各以所募人数借补官资。」从之。
十一月，京城四壁共十万人，黄人黄旗满市。时应募者多庸丐，殊无斗志。闰十一月，何○用王健募奇兵，虽操瓢行乞之人，亦皆应募，仓卒未就纪律。奇兵乱，殴王健，杀使臣数十人，内前大扰。王宗濋斩渠魁数人，乃定。及出战，为铁骑所冲，望风奔溃，歼焉。
逃亡之法，国初以来各有增损。熙宁五年诏，禁军奉钱至五百而亡满七日者，斩。旧制，三日者死。初，执政议更法，请满十日。帝曰：「临阵而亡，过十日而首，得不长奸乎。」安石曰：「临阵而亡，法不计日，即入斩刑。今当立在军兴所亡满三日，论如对寇贼律？」枢密使蔡挺请沿边而亡满三日者斩。安石曰：「沿边有非军兴之所，不可一概坐以重刑。本立重法，以禁避寇贼及军兴而已。」帝曰：「然。」文彦博固言：「军法臣等所当总领，不宜轻改，如前代销兵乃生变。」安石曰：「前代如杜元颖等销兵，乃其措置失当，非兵不可销也。且当萧俛时，天下兵至多，民力不给，安得不减？方幽州以朱克融等送京师，请毋遣克融还幽州煽众为乱，而朝廷乃令克融等飘泊京师，久之不调，复遣归北。克融所以复乱，亦何预销兵事？」彦博曰：「国初，禁军逃亡满一日者斩。仁宗改满三日，当时议者已虑坏军法。」安石曰：「仁宗改法以来，活人命至多，然于军人逃亡，比旧不闻加多，仁宗改法不为不善。」帝乃诏增为七日。元丰元年，知鄂州王韶言：「乞自今逃亡配军为盗，听捕斩，赏钱。」诏坐条劄韶照会：「如所犯情重，罪不至死，奏裁。」
十月，尚书省言：「今所在逃军聚集，至以千数，小则惊动乡邑，大则公为劫盗。累降指挥，许以首身，或令投换，终未革绝。昔神宗以将不知兵，兵不知将，故分兵领将。统兵官司，凡兵之事无所不统，则其逃亡走死，岂得不任其责？检会将敕与见行敕令，皆未有将官与人员任责之法，致令来兵将不加存恤，劳役其身，至于逃避，而任职之人悉不加罪。近日熙河一路逃者几四万，将副坐视而不禁，人员将校故纵而不问，至逃亡军人所在皆有。盖自来立法未详，兼军中长行节级人员，将校，什长相统，同营相依，上下相制，岂得致其逃亡漫不省察？况招军既立赏格，则逃走安可无禁？今参详修立赏罚十数条。」并从之。
五年，枢密院备童贯所言：「陕西等处差官招谕逃亡军人，并许所在首身，更不会问，便支口券令归本营。边上军人惮于戍守之劳，往往逃窜于内郡首身，遂得口券归营，恐相习成风，有害军政。乞自今应军人首身，并须会问逃亡赦限，依今来招谕指挥：若系赦后逃亡，即乞依条施行。」从之。
大观三年，枢密院备臣僚言云：「自陕西路提点刑狱吴安宪始陈招诱逃亡厢禁军之法，乃著许令投换改刺之令。自此诸弊寖生，军律不肃。朝廷洞见其弊，已严立法，然尚有冒名一节，其弊未除。请如主兵官旧曾占使书札、作匠、杂技、手业之徒，或与统辖军员素有嫌忌、意欲舍此而就彼，或所部逃亡数多，欲避谴责，辄将逃军承逃亡之名便与请给。既避谴责，又冒请受，上下相蒙，莫之能革，致使军士多怀擅去之心者，良以易得擅住之地也。若加重赏，申以严刑，庶革斯弊，有裨成法。」从之。
政和二年，臣僚言：「祖宗军政大备，无可议者。比多逃亡者，缘所在推行未至，及主兵司官遵奉未严故也。其弊有六：一曰上下率敛，二曰举放营债，三曰聚集赌博，四曰差使不均，五曰防送过远，六曰单身无火聚。似此虽具有条禁，而犯者极多。欲乞下有司推究，除兵将官岁终立定赏罚条格外，诏诸路提刑司，每岁终将本路州军不系将禁军见管及逃亡人数，参互比较，具最多最少处各一州知、通职位姓名，申枢密院。」从之。
三年十一月，开封少尹陈彦修言：「诸厢收到寒冻赤露共五千七百余人，其间逃军数多，合行措置。今欲依押送逃军格，每二十人各差使臣一员付与系押送人，各踏逐稳便官屋安泊，依居养法关请钱米存养，候晴和，管押前去。所有沿路支破口券，并依本府押送逃军法，请于合破口券等外，更量支盘缠。」诏：「每人支盘缠钱三百，衲袄一领，候二月晴暖即行发遣。」
四年，尚书省著令：「诸禁军差发出戍未到军前，或已到而代去半年以上，逃亡首获，虽会恩，配如捕获法；上军首身或捕获，会恩，配依七日内法；下军本名应配者，配千里。若本管辄停留，与同罪，虽该赦仍依配法。」从之。
宣和二年，手诏：「逃卒颇多，仰宣抚司措置以闻。」童贯言：「凡逃卒，冬祀大赦已有百日首身免罪之文，缘内有元犯虽首身，于常法尚合移降移配者，即未敢赴官自陈。欲乞在京并京畿、京西、陕西、河东路逃军，自今指挥到日，通未满赦限共一百日，许令首身免罪，依旧军分职次收管。仍免本司本营问儅，及放免官逋。如本犯经冬祀赦后，犹有移降移配，特与原免。若限满不首，则依常法科罪。凡逃军系在京住营，依限于在京首身者，令所隶军司当日押赴本营。若见出戍者，即破口券，转押赴本路驻泊州军，并依前项指挥免罪，依旧收管。凡逃军在外，依限首身者，并于所在日破米二升，其县、镇、砦并限当日解本州军，每二十人作一番，差职员管押，仍沿路给破口食，交付前路州军，转送住营去处。如见出戍，即转驻泊州军收管。凡首身军人，并不许投换他军。凡所在当职官，如能于限内用心招收逃军，措置转送住营或出戍处收管，候满，在外委提刑司，在京委开封府取索到营、出戍处公文，验人数，最优者申宣抚司取旨推恩。」并从之。
三年，诏：「江、浙军前等处应逃窜军兵，并特放罪，许于本将见出军路分州县首身，依旧给请，随处权行收管。若走往他处，或于住营去处首获，即令所在官司逐旋发遣赴本将应副使唤。仍委逐路安抚、钤辖、提刑司觉察，如所在辄敢隐芘，或逐司不行觉察，并论违制。」
四年，臣僚言：「中外士卒无故逃亡，所在有之。祖宗治军纪律甚严，若在戍者还家，当役者避事，必有辕门之戮。今既宥其罪，且许投换，不制于什伍之长；既立赦限，又特展日，以宽其自首之期。臣恐逃亡得计，其弊益滋。乞除恩赦外不轻与限，使知限之不可为常，庶有畏惧。」从之。
五年，臣僚言：「今诸军逃亡者不以实闻。诸处冒名请给，至于拣阅差役，则巧为占破，甚不获已，则雇募逋逃以充名数，旋即遁去，无复实用。平居难于供亿，缓急无以应用。而奸人攘臂其间，坐费财赋。虽开收勘敛，法制滋详，而共利之人，一体傅会。望赐处分，先令当职官核见实数，保明申达转运司，期日委诸郡守贰点阅，仍关掌兵官司照会行下；不可勾押至州者，差官就阅，期以同日究见的实。稍涉欺罔，根治不赦。监司使者分郡覆实，具数申达于朝，以待差官分按，必行罪赏，使官无虚费，而军有实用，则纪律可明，国用可省。」诏送枢密院条画措置。
七年二月，尚书省言：「开封府状：『乞应在京犯盗配降出外之人，复走入京投换者，许人告捕，科以逃亡捕获之罪，酌情增配。其官司及本营典首人员、曹级容庇收留，各杖一百；因致为盗者，依差使配军入京作过法，与犯人同罪。罪止徒二年，不以去官赦原减。及在京犯罪编管出外逃亡入京之人，虽有断罪增加地里条法，缘止是募告赏格太轻，是致往往复走入京。欲乞元犯杖罪赏钱十贯，徒罪二十贯，流罪三十贯，并以犯事人家财充。』」从之。
靖康元年三月，诏：「随从行宫禁衞军兵等有逃亡者，并依法施行。」五月，臣僚言：「泗州顷遣勤王之师，管押者不善统制，类多遁归，既而畏法不敢出，本州遂开合请受。在外无以给养，窃虑因聚为盗，恐他州亦多如此。乞敕应勤王兵有遁归已经赦宥者，并令首身。」从之。
六月，诏：「应河东溃散诸路将佐，并仰逐路帅守发遣赴河东、河北制置司，以功赎过。」河北路制置司都统制王渊言：「被旨差充招集种师道等下溃散人马，应援太原，限满不首，即寄禁家属，许人收捕赴军前，重行处置。」从之。仍自指挥到日，限以十日。河北路制使刘韐奏：「近制置使种师中领军到于榆次，失利溃散，师中不知存在。奉旨，师中下应统制、将佐、使臣等，并与放罪。臣按：用兵失主将，统制、将佐并合行军法。军法行，则人以主将为重，缓急必须护救。若不行军法，缓急之际争先逃遁，视主将如路人，略不顾恤。近年以来，高永年陷殁，一行将佐及中军将、提辖等未尝罪以军法，继而刘法陷殁，今种师中又死王事。若两军相遇，势力不加，血战而败，或失主将，亦无可言。榆次之战，顷刻而溃，统制、将佐、使臣走者十已八九，军士中伤十无一二，独师中不出。若谓师中抚御少恩，纪律不严，而其受命即行，奋不顾身，初闻右军战却，即遣应援，比时诸将已无在者。至贼兵犯营，师中犹未肯上马。使师中有偷生之心，闻败即行，亦必得出。一时将佐若能戮力相救，或可破敌。今一军才却，诸将不有主帅，相继而遁。其初犹有惧色，既闻放罪，遂皆释然。朝廷以太原之围未解，未欲穷治。今师旅方兴，深恐无所惩艾，遇敌必不用命。欲乞指挥，应种师中下统制、将佐并依圣旨处分，仍令军前自效。如能用命立功。与免前罪；今后非立战功，虽该恩赦不得叙复。仍乞优诏褒赠师中，以为忠义之劝。」诏：「种师中下统制、将佐并降五官，仍开具职位、姓名申尚书省，余依刘韐所奏。」
八月，河北、河东路宣抚司奏：「近据都统制王渊捉获溃败使臣，已管押赴宣抚副使刘韐军前交割，依军法施行外，访闻尚有未曾出首将佐、使臣。」诏：「限今指挥到日更与展限十日，许令于所在州军出首，仍依元降指挥免罪，特与支破递马驿券，疾速发赴军前自效，候立功日优加推赏。如再限满日更不首身，当取见职名重赏购捕，定行军法。仍多出榜示谕。」
二年四月，诏：「访闻诸处溃散军人啸聚作过，将百姓强刺充军，驱虏随行使唤，遇敌使前，害枉良民。其令有司榜谕：被虏强刺之人许以自陈，给据各令归业。愿充军者，随等杖刺填禁、厢军，依条支给例物。」又诏：「昨逃亡班直、诸军，虽已降指挥抚谕，并与免罪，发归元处。其管押兵官未有指挥，可候指挥到，许于所在官司自陈，亦与免罪。」
建炎初，招募多西北之人，其后令诸路州、军、砦或三衙招募，或选刺三衙军中子弟，或从诸郡选刺中军子弟解发。复诏沧、滨及江、淮沿流州军，募善没水经时伏藏者，以五千为额。神武右军统制张俊言：「牙军多招集乌合之众，拟上等改刺胜捷，次等刺振华、振武，庶得部分归一训练为便。」诏两浙、江东，除江阴军，各募水军二百人。
十五年，福建安抚莫将言：「汀、漳、泉、建四州，与广东、江西接壤。比年寇盗剽劫居民，土豪备私钱集社户，防捍有劳，有司不为上闻推恩，破家无所依归，势必从贼。官军不习山险，且瘴疠侵加，不能穷追，管属良民悉转为盗。请委四州守臣，募此游手无归勇健之人，各收千人，仍以效用为名，足可备用，实永久利。」诏令张渊同措置。
二十四年，殿前都指挥使杨存中言：「旧制，在京所管捧日、天武、拱圣、骁骑、骁胜、宁朔、神骑、神勇、宣武、虎翼、广勇诸指挥禁军内，捧日、天武依条升拣扈衞诸班直，拱圣、神勇以下升拣捧日、天武，除逃亡有故，仅千九百人。请于今年分定月内招千人。」
开禧元年，兴元都统秦世辅言：「本司军多阙额，绍兴之末，管二万九千余人。乾道三年，立额二万七千，今二万五千四百，差戍、官占实万一百四十三人，点阅所部，堪披带人仅六百二十七。请从本司酌绍兴额招刺。」参知政事蒋芾言：「在内诸军，每月逃亡不下四百人，若权住招一年半，俟财用稍足招强壮，不惟省费，又得兵精。且南渡以来兵籍之数，绍兴十二年二十一万四千五百余人，二十三年二十五万四千五百四十人，三十年三十一万八千一百三十八人，乾道三年三十二万三千三百一人，只比二十三年，已增六万九千六十一人，如此何缘财用有余？」
宝庆二年，知武冈军吴愈言：「禁衞兵所以重根本、威外夷，太祖聚天下精兵在京者十余万，州郡亦十余万。嘉定十五年，三衞马步诸军凡七万余，阙旧额三万，若以川蜀、荆襄、两淮屯戍较之，奚啻数倍于禁衞？宜遵旧制，择州郡禁兵补禁衞阙，州郡阙额帅守招填。」
绍定四年，臣僚言：「州郡有禁卒，有壮城，有厢军，有土兵，一州之财自足以给一州之兵。比年尺籍多虚，月招岁补，悉成文具。盖州郡吝养兵之费，所招无二三，逃亡已六七。宜申严帅臣，应郡守到罢，具兵额若干、逃故若干、招填若干、攷其数而黜陟之。」
咸淳季年，边报日闻，召募尤急，官降钱甚优厚。强刺平民，非无法禁。所司莫能体上意，执民为兵。或甘言诳诱，或诈名贾舟，候负贩者群至，辄载之去；或购航船人，全船疾趋所隶；或令军妇冶容诱于路，尽涅刺之。由是野无耕人，途无商旅，往往聚丁壮数十，而后敢入市。民有被执而赴水火者，有自断指臂以求免者，有与军人抗而杀伤者，无赖乘机假名为扰。
九年，贾似道疏云：「景定元年迄今，节次招军凡二十三万三千有奇，除填额，创招者九万五千，近又招五万，谓之无兵不可。」十年，汪立信书抵贾似道陈三策，一谓：「内地何用多兵，宜悉抽以过江，可行六十万矣。盖兵不贵多，贵乎训练之有素。苟不堪受甲，徒取充数，将焉用之！」
